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亟需澄清的几个问题

——答李忠明先生
2000-07-20 来源:光明日报 涂秀虹 我有话说

拜读《光明日报》2000年6月15日书评周刊李忠明先生的文章《一本抄袭拼凑而成的书》,作为当事人,我感到有必要作如下澄清。

1997年夏,春风文艺出版社为“普及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知识”,筹划出版一套“面向广大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和青少年学生”的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》,丛书共100种,每种5万字,并约齐裕先生撰写《吴敬梓与〈儒林外史〉》。齐先生是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专家,他的《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》,获首届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。1996年,袁行霈先生主编“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”《中国文学史》,第四卷主编袁世硕先生,约请齐裕先生撰写《儒林外史》和《红楼梦》两章。齐先生根据编委会制定的《中国文学史大纲》,撰成第五章《儒林外史》,共1.5万字。接到春风文艺出版社约稿,齐先生因为忙,便把任务交给了我。我在他原稿的基础上,按照丛书的宗旨要求,增添了部分内容,写成这本5万字的通俗读物——《吴敬梓与〈儒林外史〉》。目录如下:

一、吴敬梓的生平与思想:㈠家声科第从来美;㈡吾为斯人悲,竟以稗说传;㈢辞征聘与祭泰伯㈣吴敬梓的思想

二、科举制度下的文人图谱:㈠为科举癫狂者;㈡以功名损人者;㈢于八股钟情者;㈣三次名士雅聚;㈤丧心病狂的社会

三、理想文士的探求:㈠文人的典范;㈡儒林的中流砥柱;㈢社会改造理想的破灭㈣礼失而求诸野

四、《儒林外史》的叙事艺术:㈠长篇小说结构的新形式;㈡叙事艺术的新特点;㈢讽刺艺术的新成就

李忠明先生说此书是一本由“抄袭、拼凑而成的,毫无新意”的“研究专著”,那么,请看李忠明所说我们“抄袭”的陈美林先生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《吴敬梓与〈儒林外史〉》的目录:

一、吴敬梓生活的时代和家世:㈠吴敬梓生活的时代;㈡吴敬梓的家世

二、吴敬梓的生平和学养:㈠吴敬梓的生平;㈡吴敬梓的学养

三、《儒林外史》的思想内容:㈠《儒林外史》的情节梗概;㈡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写照;㈢封建末世的社会风情画;㈣寄托了作者的社会理想

四、《儒林外史》的艺术表现:㈠《儒林外史》的讽刺艺术;㈡《儒林外史》的结构艺术

五、《儒林外史》的流传

我和齐裕所著《吴敬梓与〈儒林外史〉》与陈美林先生的著作,无论在体例上还是内容上,都有很大的不同,读者自可鉴别。尤其是此书的主干——齐先生所撰国家级重点教材《中国文学史》第四卷《儒林外史》一章,已由高教出版社于1999年8月出版,其价值是有目共睹的。

李忠明先生说我们的小册子“没有作者自己的序跋后记,也没有注释,引文出处,参考和引用书目。”按通俗读物的通例,陈美林先生的《吴敬梓与〈儒林外史〉》,也没有序跋后记、注释、参考引用书目。至于引文出处,在齐裕先生为《中国文学史》写的《儒林外史》章中,共加了10条注解,其中有4条充分注意到陈美林先生的研究成果,如:(2)吴霖起为吴敬梓嗣父,(3)吴敬梓祖遗财产被宗族侵夺,(4)吴敬梓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,(8)《儒林外史》56回的问题(见《中国文学史》第4卷354—355页)。我在撰写时未加小注,引来李忠明先生所谓“抄袭”的责难。李先生虽列举某行至某行抄了陈著,但并没有举出所“抄”的内容。其实,这里主要涉及吴敬梓家世的三件事:一,关于吴氏远祖的迁徙。胡适的《吴敬梓年谱》云:“全椒吴氏,远祖以永乐时‘从龙’的功劳,‘赐千户之实封,邑六合而剖符’”。陈美林先生据康熙《全椒志》,考出吴敬梓远祖名吴聪:“吴聪之所以由浙东迁来江苏江宁府属的六合,是因为他参加了明代‘靖难之役’建立了军功,被‘赐千户之实封,邑六合而剖符’”。我们书中则说:“吴聪之所以迁往六合,是因为他参加了明代的‘靖难之役’,也就是在永乐帝朱棣争夺帝位的争战中为朱棣出过力,立过功,被‘赐千户之实封,邑六合而剖符’”,采用了陈先生有关“吴聪”的考证成果。作为普及读物,如果李忠明先生认为像这样的细节也得标出陈美林先生的贡献,我是乐于接受批评的。二,关于吴谦学医、侍奉老母的事。孟醒仁、孟凡经先生1987年出版的《吴敬梓评传》中引民国《全椒县志·吴凤传·吴谦传》:“他事父婉顺承志。父逝,毁泣尽哀,虑母老,恐病,不忍听之庸医,自习歧黄学(医学),遂精针灸之术,母竟以八旬无病而终。”陈美林先生则引康熙《全椒志》文字无大差异。三,关于吴敬梓曾祖一辈兄弟五人四人中进士。早在1922年,胡适的《吴敬梓年谱》中就说到了,陈著也没有注明胡适最早论及此事。可见,作为普及性读物,不必追溯得过远。

李忠明先生还说我们抄了李汉秋先生的《〈儒林外史〉研究资料》,而且把他的“错误”也“抄”来了。李汉秋先生编“资料集”,就是供学者用的;至于说“唐时琳、赵国麟、郑筠谷一起推荐吴敬梓”,如果仔细推敲,只不过是未把三人在不同级别上的推荐作细致说明罢了。

李忠明先生说我们“拼凑”,是因为我们吸收了一些研究成果。比如“悲喜剧交融”说,前人多有论述,如卧闲草堂评之“作者虽以谑语出之,其实处处皆泪痕也”,鲁迅先生之“戚而能谐”,吴组缃先生之“无不使人发笑,又无不令人惨然”,讲的都是悲喜剧交融。经当代学者的进一步阐释,已为学术界所共识。袁行霈先生在《〈中国文学史〉后记》中说:“作为向学生传授知识的教材,应当讲述那些基本的,已经成为定论的知识,这和具有探索性的学术著作不同。”在普及读物中,吸收已经成为定论的知识,更是题中应有之义。比如,《儒林外史》是“以知识分子生活和精神状态为题材,对封建制度下知识分子的命运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探索”的命题,已成为最基本的知识,谁也绕不开它。我们接受以往学术界的成果,在自己研究的基础上,围绕这一中心写了“科举制度下的文人图谱”和“理想文士的探求”两节;又以论述吴敬梓对讽刺小说的贡献为中心,写了“《儒林外史》的叙事艺术”一节。至于是否达到普及读物的学术水准,敬请读者鉴定批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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